王興先 | 從藏族《格薩爾》等多民族史詩解析“荷馬問題”

2019-09-02 10:01:06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王興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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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研究員,研究生(碩士、博士)導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甘肅省《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西北民族學院《格薩爾》研究院名譽院長,《格薩爾文庫》總主編。享受國務院津貼。曾多次應邀參加國內外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1986年,因“在英雄史詩《格薩爾》的發掘工作中作出優異成績”受到中國社科院、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研會聯合表彰;1994年獲英國國際傳記中心“格薩爾學特別成就獎”。1997年由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文聯、中國社科院聯合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先進個人”稱號。中國格薩爾學協會、中國翻譯協會理事。OL7中國藏族網通

摘要:如果把學者們研究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不同的三種主要觀點與我國《格薩爾》這部活形態史詩的說唱、流傳、記錄、整理等諸多實際情況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史詩研究的實況密切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那么爭論曠日持久的“荷馬問題”也許能夠得到解決, 至少可以啟發研究者拓開自己的視野, 不要就“荷馬問題”研究“荷馬問題”。我們可以說所謂“荷馬問題”中的“短歌說”、“核心說”和“統一說”是每一部民族史詩在其創作和形成過程中都經歷的幾個階段, 均有內在的聯系, 不能人為地割裂開來。OL7中國藏族網通

關鍵詞:“荷馬問題”  《格薩爾》  民族史詩OL7中國藏族網通

歐洲文學史上的所謂“荷馬問題”至今尚未解決。我看問題的癥結在于就“荷馬問題”而研究“荷馬問題”, 沒有與世界多民族史詩尤其沒有與活形態史詩《格薩爾》聯系起來進行研究。
古希臘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的作者是誰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 還有著名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 他們都肯定荷馬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 但這一看法到古希臘晚期卻有了分歧, 認為兩部史詩可能不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然而, 亞歷山大城學者阿斯塔爾科斯則否定這種觀點并提出一種假設, 認為兩部史詩表現出的矛盾和差異可能是同一位詩人創作于不同時期所致, 即《伊利亞特》可能是荷馬青年時期創作的作品, 《奧德賽》可能是荷馬晚年時期創作的作品。他的這一看法不但被許多人所接受, 而且在中世紀和直到18世紀末的歐洲一直認為荷馬既是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 也是兩部史詩的作者, 沒有異議 [1] 。
從我國現在還健在的《格薩爾》說唱藝人的情況和他 (她) 們的說唱部數來看, 一位藝人能說唱兩部史詩對他們來說是習以為常之事, 也就是說古希臘的荷馬作為一位遠古的詩人, 他一人能行吟《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的詩行的總和才有兩萬七千多行, 還不及《格薩爾》一百多部分部本中《霍嶺大戰》一部之詩行多, 但這并不意味著一部《伊利亞特》或《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就一定是一位作者。據調查《格薩爾》的分部本《霍嶺大戰》至少也有50多位藝人會說唱它, 而且不是照本宣科。我們從《格薩爾》史詩的藝人唱本來看, 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者之間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差異, 不論由一位詩人行吟所致, 還是由兩位詩人行吟所致, 均難以成為確立前述亞歷山大城學者阿里斯塔爾科斯所提出的“一種假設”的成立依據。OL7中國藏族網通

1788年, 發現了《伊利亞特》的威尼斯抄本, 其中保存的一些注釋促使人們重新研究荷馬, 而且就荷馬本人以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史詩的形成等問題展開了持續而激烈的爭論, 構成了歐洲文學史上的所謂“荷馬問題”。此后, 研究者將各家爭論的觀點基本上歸納為3類:OL7中國藏族網通

一是“短歌說”。主張這一說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學者沃爾夫 (1759—1824) 和他的同胞卡爾·拉赫曼 (1793—1851) 。他們認為不借助文字就不可能創作《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樣的長篇巨著, 荷馬時代文字還不流行, 直至庇士特拉妥在雅典當政以前的很長時間里, 史詩是以口頭相傳的方式保存的, 斷言每部史詩都曾由若干獨立的詩歌組成, 由不同的歌手們演唱, 后來經過多次整理加工, 記錄成文字。OL7中國藏族網通

二是“統一說”。主張這一說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學者尼奇 (1790—1861) 。他認為荷馬雖然使用了古代民間詩歌的材料, 但重新作了加工, 使每一部史詩服從于一個統一的布局。尼奇批駁了沃爾夫的觀點, 認為庇士特拉妥當政時記錄史詩的說法只是古希臘晚期學者們的猜想, 沒有歷史價值, 而且創作長篇史詩不一定非借助文字不可。同時還認為荷馬史詩中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 根本不能證明它們是幾個詩人參與創作的結果, 即使是同一作者所著的作品也可能出現互相矛盾的地方 (如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 。OL7中國藏族網通

三是“核心說”。主張這一說法的學者是德國的赫爾曼 (1772—1848) 和基希霍夫 (1826—1908) 。他們的看法是對上述兩種觀點的折中, 認為兩部史詩形成之前, 起初荷馬創作的是兩部篇幅不長的史詩《古伊利亞特》和《古奧德賽》, 后來不斷得到其他詩人的補充和增添, 逐漸變成長篇, 因此史詩既有明顯的統一布局, 又包含各種若隱若現的矛盾以及某些脫離布局的地方, 并明確指出有關阿基琉斯的憤怒的文字是《伊利亞特》的核心, 奧德修斯返鄉的故事是《奧德賽》的核心, 其余都是后來添加的 [2] 。OL7中國藏族網通

我們把學者們研究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不同的3種主要觀點與我國《格薩爾》這部活形態史詩的說唱、流傳、記錄、整理等諸多實際情況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史詩研究的實況密切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爭論曠日持久的“荷馬問題”也許能夠得到解決, 至少可以啟發研究者拓開自己的視野, 不要就“荷馬問題”研究“荷馬問題”。OL7中國藏族網通

我認為“短歌說”、“統一說”和“核心說”等3種說法都是一部民族史詩在人民群眾集體創作過程中所經歷的幾個不同的階段, 荷馬史詩是這樣, 其他史詩也大致如此, 不能將其原本就具有的歷史文化發展的內在聯系人為地割裂開來。OL7中國藏族網通

芬蘭的民族史詩《凱萊維拉》 (后稱《英雄國》) , 神話色彩很濃, 其中的人物和故事經過幾百年的口頭流傳, 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雖然直至19世紀才用文字記載下來, 但基本內容仍保持了氏族社會瓦解時期的特征。《凱萊維拉》第一版先由采集民間流傳的25首歌曲組成, 后經幾年的繼續收集擴大為50首,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比較完整的《英雄國》史詩 [3] 。顯然, 這部史詩也是由少積多, 由短歌逐漸創作成長篇的。據載19世紀初, 芬蘭扎卡里亞斯·托佩留斯醫生收集了一些民間歌曲, 匯編成《凱萊維拉》的雛形, 于1822年問世, 后受到學者艾里亞斯·倫洛特的注意, 并從1827年開始在芬蘭各地采集民間流傳的歌曲, 于1835年至1849年先后編成兩個版本, 史詩《凱萊維拉》第一個版本為25首歌曲, 第二個版本為50首歌曲, 從口頭流傳到文字記錄, 歷經幾百年方才形成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長篇史詩。同時, 這部史詩也有它自己的核心情節——鍛造和爭奪神磨“三寶”, 并在描述這個核心情節的過程中也穿插著許多獨立的小故事。當然, 我們不難看出《凱萊維拉》的搜集整理者們不論在精心敘述其核心情節時, 還是在有序穿插其一個又一個的小故事時, 從頭至尾都有一個統一的布局, 這不是隨心所欲就能奏效的。史詩《凱萊維拉》的成就過程同樣也明白無誤地告訴了我們誰是它的作者, 那就是智慧的古代芬蘭人民群眾, 而扎卡里亞斯·托佩留斯和艾里亞斯·倫洛特兩人僅是《凱萊維拉》的搜集、整理和編成者, 但這并不磨滅他們兩人在芬蘭民族史詩《凱萊維拉》形成過程中的功績。OL7中國藏族網通

聞名于世界的印度兩大英雄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對于我們分析探討“荷馬問題”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 尤其是在季羨林先生主編的《印度古代文學史》中關于兩大史詩的論述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助于澄清“荷馬問題”的珍貴史料。在這里, 我們不妨就用這些史料比論“荷馬問題”中的“短歌說”、“核心說”和“統一說”。一是《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都是在英雄頌歌的基礎上形成的, 這些英雄頌歌早在吠陀文學中初露端倪, 后在列國爭霸時代才興盛起來, 為兩大史詩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季老說:“在《摩訶婆羅多》中, 英雄民歌頭緒紛繁, 難以截然分組。而在《羅摩衍那》中則英雄民歌可以截然分為三組:阿逾陀、積私緊陀和楞伽城。”吠陀時期約在公元前1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 可見這些英雄頌歌初露端倪之早。同時多數梵文學者認為《摩訶婆羅多》大約成書于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4世紀之間;《羅摩衍那》大約成書于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2世紀之間, 可見兩大史詩確是漫長的歷史產物。從英雄頌歌 (或英雄民歌) 到長篇英雄史詩, 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可把這些英雄民歌視為編進長篇史詩情節中的“短歌”, 沒有這些“短歌”, 《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也就失去了成就的基礎。二是《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雖是世界民族史詩中數一數二的長篇史詩, 尤其是《摩訶婆羅多》, 在中國《格薩爾》未發掘整理之前, 它是世紀上最長的史詩, 但它們都各有自己的“核心”故事。《摩訶婆羅多》的主線故事是由《始初篇》《大會篇》《森林篇》《毗羅吒篇》《備戰篇》《毗濕摩篇》《德羅納篇》《迦爾納篇》《沙利耶篇》《夜襲篇》《婦女篇》《和平篇》《訓誡篇》《馬祭篇》《林居篇》《杵戰篇》《遠行篇》和《升天篇》組成, 這些“中心故事至多只占全詩篇幅的一半, 另一半篇幅是各種插話和其他形式的插敘”。《羅摩衍那》由《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國篇》《美妙篇》《戰斗篇》和《后篇》組成。季老指出:“從《羅摩衍那》的整個結構來看, 這一篇 (按《后篇》) 肯定是后加的。整篇故事頭緒繁雜, 看不出什么連貫性和邏輯性。”當然, 《羅摩衍那》中雖有插話, 但季老也明確指出:“所謂‘主要骨干故事’, 指的是貫穿整個《羅摩衍那》的那一個十車王宮庭陰謀和羅摩與悉多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書中插入的那許許多多的小故事, 都不屬于這一骨干故事。”可見古代印度人民群眾從以許多英雄民歌為基礎的“短歌”直至發展、形成以許多“核心”故事為主線進行創作長篇巨制的英雄史詩, 兩者都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因此, “核心說”僅是其中的一個過程。三是不論是《摩訶婆羅多》還是《羅摩衍那》, 都有一個統一的布局, 做這項工作的則可能是毗耶娑和蟻垤, 前者大概是《摩訶婆羅多》的編訂者, 后者是《羅摩衍那》的作者。季老分析后指出:“我們可以說, 《羅摩衍那》的作者是蟻垤。但是決不會是今天我們理解的那樣的作者。《羅摩衍那》是伶工文學, 最初是口頭流傳的, 蟻垤也只能是一個伶工。他大概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礎上對《羅摩衍那》做了加工、整理、統一、協調的工作。除了晚出的和后來竄入的成分以外, 全書文體基本上是統一的;故事內容不能說一點矛盾也沒有, 但是基本上也還是一致的。看來是有一個人在其中起了作用, 而這個人就是蟻垤。我們說蟻垤是《羅摩衍那》的作者, 只能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4] 因此, 我們可以講, 兩大史詩的“統一說”的工作是靠他們完成的, 沒有他們的這一著意耕耘, 也不可能成就《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 但是他們“決不會是今天我們理解的那樣的作者”。OL7中國藏族網通

中國的《格薩爾》史詩是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進行系統地發掘搶救的, 迄今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 加之它又是“活形態”的史詩, 和我們離得很近, 因而可以說《格薩爾》與《格薩爾》說唱藝人的研究尤能闡明“荷馬問題”。OL7中國藏族網通

藏族史詩《格薩爾》約有300余分部本, 除異本也有120余部, 幾乎囊括了格薩爾自天界降到人間, 稱王登位、南征北戰至大業完成后又返回天界等全部內容, 但中心還是征戰, 是正義戰勝邪惡。這120余部分部本從《格薩爾》史詩結構的整體講, 每一部分部本就是其中一首有序的“短歌”, 然而它并不像《凱萊維拉》史詩中的“短歌” (指一首歌曲) 那么短, 最短的“短歌”也有1 300或2 000余詩行, 如《安定三界》《地獄救妻》等;最長的“短歌”還有長達22 000或48 000余詩行的, 如《霍嶺大戰》《突厥兵器宗》等。當然, 我們還應看到, 在這些最長的“短歌”中還插有許許多多的幾十行或上百行的“短歌”, 如《馬贊》《弓贊》《帽贊》等之類的贊歌, 它們的穿插是由說唱藝人視情而定, 雖然隨意性較大, 但并不影響每部分部本整體的藝術效果。此外, 還有把最長的“短歌”中的某一小情節從中抽出來, 然后以此為基礎再獨辟蹊徑創作出一首新的“短歌”, 如從《霍嶺大戰》分離出來的《辛丹相爭》長達4 400多詩行, 從《大食財宗》中分離出來的《分大食財》也長達1 400多詩行。如果我們從《格薩爾》史詩結構的整體性來看, 它們只能算作插曲, 而不能列入《格薩爾》史詩里的有序的“短歌”中。然而這些插入的“短歌”和依據某一小情節再創作的新的“短歌”卻給我們提供了分析《格薩爾》史詩中一首首有序的“短歌”所形成的久遠的歷程。如一提到《分大食財》這首插曲, 讀者便會自然地想到《大食財宗》, 因為如果沒有格薩爾大王統領嶺國眾將士征服大食國, 也就不可能產生描述分大食國財物的《分大食財》這部《格薩爾》史詩的插曲。《舊唐書》載:“……自阿蒲羅拔后改為黑衣大食。……貞元中, 與吐蕃為 敵。蕃軍太半西御大食, 故鮮為邊患, 其力不足也。”貞元中約系公元799年前后。《新唐書》也載:“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為王, 更號黑衣大食。……貞元時, 與吐蕃相攻, 吐蕃歲西師, 故鮮盜邊。”由此可見, 《格薩爾》史詩中的《大食財宗》就是反映我國唐代貞元時吐蕃與大食之戰的史詩作品, 由此也就產生了《分大食財》這樣的“短歌”插曲。又如前舉的《辛丹相爭》“短歌”, 它也是《霍嶺大戰》的插曲。唐代中期吐蕃稱“回鶻”為“霍爾” (hor) , 先稱回紇。據《舊唐書》和《新唐書》記載, 公元8世紀中葉至公元9世紀中葉, 吐蕃和回鶻發生過多次戰爭, 《格薩爾》中最為著名的《霍嶺大戰》就是以說唱藝術反映這一戰爭的歷史事件的。在《霍嶺大戰》中霍爾國失敗投降于嶺國, 霍爾國大將辛巴梅乳孜被嶺王格薩爾重用封為嶺國大臣, 但嶺國大臣丹瑪則堅決反對, 從而也就產生了《辛丹相爭》這部非有序的“短歌”插曲。這就是我所論析的《格薩爾》史詩之“短歌說”。談及《格薩爾》的“核心說”, 不論《格薩爾》史詩的篇幅有多長, 它還是有自己的核心故事的。格薩爾誕生、登位稱王到降伏四魔和征討十八大宗等一系列說唱部本是《格薩爾》史詩的主骨故事。至于“統一說”, 《格薩爾》雖系古代藏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但一代又一代眾多的著名說唱藝人, 他們才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 也正是他們在《格薩爾》史詩的形成過程中不斷地吸收了藏族人民群眾的集體智慧, 依據歷史事件的真實藝術地創作和傳承了《格薩爾》, 在“統一說”中起了關鍵作用。OL7中國藏族網通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說所謂“荷馬問題”中的“短歌說”、“核心說”和“統一說”是每一部民族史詩在其創作和形成過程中都經歷的幾個階段, 均有內在的聯系, 不能人為地割裂開來。至此, 長期爭論的所謂“荷馬問題”, 我認為便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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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陳洪文.荷馬和《荷馬史詩》[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
[2]王煥生.《奧德賽》前言[Z].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3]周煦良.外國文學作品選 (第一卷) [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9.
[4]季羨林.印度古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OL7中國藏族網通

編輯:仁增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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